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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对新兴农业技术的抵触心理。在疯牛病危机之前,欧洲已经有少量转基因作物种植,也批准了一些转基因品种上市,但此时转基因产品进口量尚小。到1996年疯牛病危机爆发之时,美国的转基因产品才开始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这个时间上的巧合,导致转基因产品直接成为疯牛病危机的牺牲品,很多欧洲人把转基因和疯牛病相提并论。在民意的压力之下,1997年,欧盟通过了专门针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规则,要求含有来自转基因作物成分的产品必须明确标记。1998年起,欧盟不再批准新转基因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形成了对转基因产品的“事实禁令”。也就是这一年,英国科学界传出了“转基因马铃薯导致大鼠死亡”的消息(后来发现该研究存在许多问题),使欧洲民众对转基因的排斥心理越发强烈,于是反转基因运动在欧洲势如燎原。比如2001年8月在法国发生了摧毁转基因玉米田的事件,参与者包括法国农民协会、绿党和反全球化组织的成员,反转基因运动的民众基础及其意识形态色彩由此可见一斑。1 2 3 4 5上一页下一页
由于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禁令导致美国出口欧盟的玉米等农产品数额大减,2003年5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指控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禁令是贸易堡垒。这场争执历时3年,以世界贸易组织裁定欧盟禁令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而告终。在美国提出指控之后,欧盟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有所松动,比如在2004年恢复对新转基因产品的批准等,但到目前为止,总的态度仍然是不支持种植、不支持进口。综上所述,欧盟对转基因作物的禁令,直接原因是基于食品、环境安全考虑,反映了欧洲民众的环保主义信仰。当然,从根源上讲,这种环保主义信仰来自二战对欧洲工业的沉重打击。二战后成长的新一代欧洲人生活在工业衰落、福利高涨的社会中,对工业化的重要意义缺乏体会,却认为正是工业化造成了欧洲各国在二战前对资源、对殖民地的争夺,最终引发了二战。归根结底,欧洲的环保主义信仰,是欧洲工业衰落的体现。此外,有人认为欧盟对转基因产品发布禁令是为了保护欧洲的农业,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实际上,欧盟和美国相互出口的农产品有很大的互补性,美国出口欧洲的主要是大豆、烟草和牲畜饲料,而欧盟出口美国的主要是葡萄酒和啤酒。二者在农产品品质的定位上也不同,美国以量大价低见长,欧盟则以高标准、高质量取胜。而且,双方每年的出口额彼此接近,欧盟并无巨大的贸易逆差。因此,由经济基础引发的文化因素是欧洲反转基因运动的根本原因,贸易壁垒只是反转基因运动的副产品。在中国,反转基因运动兴起的原因则有所不同。中国的反转基因运动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00-2007年由“绿色和平”主导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2008年至今由“乌有之乡”网站主导的时期。“绿色和平”(Greenpeace)是中国反转基因运动的发起者,对其背景有必要做一简介。1964年,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了里氏9.2级大地震。1969年,美国计划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的阿姆奇特卡(Amchitka)岛进行地下核实验,引发了美国和加拿大公众对核实验诱发新的大地震的担忧,民间的抗议一直不断。1970年,几个反核的美国人成立了“不要兴风作浪委员会(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1971年,该委员会先后雇佣了两艘船,分别改名为“绿色和平1号”(Greenpeace I)和“还是绿色和平!”(Greenpeace Too!,与“绿色和平2号”谐音),试图驶向阿姆奇特卡岛,阻止美国政府计划中的又一次核试验。尽管他们的阻止行动最终失败,却广为西方民众知晓。1972年5月4日,“不要兴风作浪委员会”正式改名为“绿色和平”。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绿色和平开始参与其他环保运动,包括反对捕鲸和海豹,反对偷运有毒废料等,其规模迅速扩大,于1979年10月14日成立了“绿色和平国际”组织。此后,绿色和平便改以欧洲为主要基地,其现在的总部即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与此同时,绿色和平的行动也有了“为了政治事务废弃科学客观性”(摩尔语)的趋势。1986年,绿色和平元老之一的帕特里克•摩尔(Patrick Moore)因为不堪忍受绿色和平其他组织者要求废弃一切化工产品的信念,以及由此开展的反对用氯气净化自来水的运动,愤而辞职。后来,摩尔更言辞激烈地批评绿色和平走向了“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如果说绿色和平的诞生和七十年代前期冷战背景下西方社会的反核运动密切相关,那么绿色和平在八十年代的蜕变,就和环保主义运动以及绿党在欧洲的蓬勃兴旺完全同步。1 2 3 4 5上一页下一页
欧洲于1996年开始反转基因运动之后,绿党成为反转基因的主要领导势力,绿色和平在其中起的作用并不大,通常只能以拦截商船之类的极端作法吸引眼球。但在发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转基因运动方面,绿色和平却独树一帜。1997年,绿色和平在香港成立办事处。2002年,绿色和平宣称他们在香港上市的一些著名食品生产商的产品中检出了转基因成分。2004年,绿色和平又在内地公布了众多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和生产商,开始编写《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此后年年都推出更新版。2005年,绿色和平揭露在湖北已经有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2006年,绿色和平又公布他们在亨氏婴儿米粉中发现了转基因成分。由于同一时期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是频频发生,这些行动都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初步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建立了“转基因有害”的印象。中国政府对绿色和平这种跨国NGO一直怀有戒备之心,虽然默许了绿色和平在广州和北京设立联络处的事实,但始终未允许它在内地设立正式的办事处,这大大限制了绿色和平的活动在内地的开展。因此,绿色和平在中国发起的反转基因运动不具备持续性,往往在媒体集中报道的高潮过后就偃旗息鼓。这一状况在2008年乌有之乡介入反转基因运动之后,出现了明显改变。乌有之乡是一个草根性质的激进左翼网站,尽管上面发表的文章内容繁杂,政治倾向也有分歧,但主流思想是对改革开放的严厉反思,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以及对世界局势的冷战式分析——认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有把中国变为资本主义附庸的一系列阴谋,并且在统治阶层内部早已扶植了代理人;如果政治路线不回到毛泽东时代,则中国的覆亡不可避免。曾有学者评论说,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激进左翼虽然表面上打出独立自主、爱国主义的旗号,但他们和中国的自由主义右翼一样,都对中国缺乏信心,都把美国想象得过于强大,本质都属于逆向种族主义。乌有之乡介入反转基因运动的直接原因,据笔者推测有三:一,欧洲的环保主义运动和欧洲左翼有密切联系,反转基因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左翼运动,特别是在发起社会底层民众反抗政府方面,和“正统”的左翼运动如出一炉。因此这一运动为中国左翼所知,并在中国复制,是迟早的事情。绿色和平在中国内陆6年的不懈宣传终于使之得以实现。绿色和平的反转基因运动不仅在形式上启迪了中国左翼,而且还促使他们利用转基因这个概念“升级”了自己的旧有理论。正是通过绿色和平的宣传,中国左翼猛然发现,2004年中国大豆危机的“罪魁祸首”,原来并不是控制了中国大豆市场、压垮本土企业的“四大粮商”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公司,而是研发转基因大豆的孟山都等种业公司。从此以后,在左翼对于中国大豆危机的反思中,反转基因就压过对“四大粮商”的批判,上升成为重点。与此同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就出现了要求警惕美国“生物武器”的声音。但当时左翼心目中的生物武器主要是人为改造的各种细菌、病毒。通过绿色和平的宣传,左翼发现生物武器原来又有新花样——转基因。一度销声匿迹的生物武器的阴谋论,至此借着转基因这个概念又再次兴起。1 2 3 4 5上一页下一页
二,世界主要的种业公司几乎都开展转基因研究,推出转基因品种,但绿色和平对美国的两家公司先锋和孟山都攻击最为猛烈,而这种攻击恰恰符合于中国左翼对美国的阴谋论式想象。绿色和平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正的环保NGO,它批评的大公司多是美国、亚洲公司,对欧洲公司却网开一面。例如同样是破坏原始森林的大型公司,绿色和平对瑞典的宜家和英国的百安居赞赏有加,对印尼的金光集团却穷追不舍。很多人怀疑绿色和平长期接受欧洲公司的献金,但由于绿色和平从不公开财务情况,对此猜测无法证实。同样,在世界三大种业公司(先锋、孟山都和瑞士先正达)中,绿色和平主攻先锋和孟山都,对同样推出了众多转基因作物品种的先正达就着力不多了。绿色和平对孟山都的攻击尤为凶猛,这是因为孟山都的确是一家很有争议的种业公司:1. 在历史上,孟山都曾经是一家化工厂,生产了大量的化工产品,其中包括环境危害较大的“橙剂”和多氯联苯,因此一向是环保主义者的眼中钉;2. 孟山都于1981年转型成为农业公司之后,实行较为苛刻的种子专利保护制度,对农民自留种进行严厉惩罚,为西方左翼强烈不满;3.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保护其种子专利,孟山都开发了一种俗称“终结者”的转基因技术。应用这种技术,农民自留的作物种子将自动死亡,无法萌发。由于抗议者众,孟山都于1999年被迫宣布不会将这项技术付诸实际应用。正因为如此,虽然孟山都只不过是美国大公司中的普通一员,其市场份额也不及先锋,仅排世界第二,但它却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典型代表,有关孟山都的各种阴谋论猜测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专门的阴谋论纪录片。绿色和平对孟山都集中火力的批评,加上孟山都在中国大豆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加剧了乌有之乡对美国公司的警惕。在他们看来,这样一家为美国侵越战争(“橙剂”曾在越南大量使用)和控制他国粮食生产助纣为虐的公司,既然是转基因的大力推荐者,那么转基因技术自然就不是单纯的生物技术,而一定是美国控制中国粮食产业的新手段,一种可让中国人“断子绝孙”的生物武器。三,中国政府和受政府大力资助的一些科学家对转基因的支持,进而使乌有之乡产生了“堡垒已从内部攻破”的臆测,从而使“转基因是美国灭亡中国的生物武器”的阴谋论最终炮制完成。例如2008年10月,中国一位政府高官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中国将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当年底在乌有之乡上就有文章,将此事和汶川地震相提并论。张启发等科学家也屡被指责在接受政府资助之外,还接受美国一些基金会的资助从事转基因研究。在体制外从事科普工作的方舟子因为明确支持转基因,更被指责为间谍、汉奸。在乌有之乡看来,张启发、方舟子等人无疑都是美国在华扶植的代理人。从2008年下半年起,乌有之乡的一些主力写手(如张宏良)撰写了大量攻击转基因技术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具有夸大、煽情、耸人听闻的特点,有时候更是谣言惑众(如所谓“转基因玉米造成广西大学生精子质量降低”)。与此同时,乌有之乡利用其民间的组织力量,把反转基因运动和唱红歌、缅怀毛泽东等活动捆绑在一起,向民间大力推广。2009年底,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这个事情在2010年初被媒体披露之后,更引发乌有之乡对中国主粮安全问题的担忧,反转基因的力度进一步加大。1 2 3 4 5上一页下一页
由于早期批评转基因的人都未受过生物学、医学、农学等相关专业的训练,乌有之乡近两年来便大力扶植蒋高明、王月丹、顾秀林等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的反转基因者。今年顾秀林出版了新著《转基因战争:21世纪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可以说是乌有之乡苦心经营的结果。而6月份发生的某公关公司项目总监郭成林因诽谤金龙鱼公司用转基因“祸国殃民”被警方拘留的事件,更被乌有之乡大力宣传为一场“英雄落难”的悲剧。总之,自乌有之乡介入后,中国的反转基因运动便进入了持续化、常态化的新阶段。颇具趣味的是,在乌有之乡介入反转基因运动之前,中国的右翼媒体对于转基因臧否不一。但在这之后,出于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激进左翼的缘由,右翼媒体对转基因的正面宣传开始增多,进一步加剧了转基因争议的政治化。乌有之乡反转基因的主要理由,除了美国控制、灭亡中国的阴谋论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如:就算转基因副食品尚可接受,转基因主粮也坚决不可接受;中国目前不需要转基因技术也可以提高粮食产量,转基因并不是提高产量的唯一方式;对消费者来说,转基因食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政策上对转基因过分倚重,减少了对其他农业技术的投入,等等。对这些质疑,支持转基因的人均有反驳。对于美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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